□ 吴婷

　　我是手握天平与尺度的人民法官，人们看见我站在法务区舞台中央熠熠闪烁，却看不见长期保持三位数未结案件给我带来的深深焦虑。

　　我是方兴未艾的数字司法下互联网法庭的一员，人们羡慕我轻点鼠标即可肆意书写法治梦想的惬意，却不知道职业打假人每日一封告状信给我带来的压力。

　　我是点燃互联网审判规则新引擎的助力者，人们点赞的是那些“高大上”案件中网络空间裁判规则的树立，不了解的却是我每日身陷各种网络骂战中的人间烟火。

　　身处司法改革的最前沿、法治建设的新高地，我却很少遇到让自己兴奋起来的疑难复杂案件，或者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大要案件。很庆幸，我这种失望并没有持续很久，不过不是因为我遇到了期待中的大要案件，而是遇到了它——苏力老师的著作《是非与曲折》。本书是多篇论文的集合体而非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完整故事，是基于中国问题寻找中国法理。

　　最初吸引我驻足的，是书中提到的两个多少与我有过交集的案件。2010年的春天，我收到法律硕士录取通知书不久，正在为从外语专业向法律专业的转型而积极努力时，我就读的大学校园外的小路上发生了一起后来震惊全国的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是我经常光顾的麻辣烫店的服务员，杀人犯是一名大学生，他的名字叫药家鑫。当年，围绕药家鑫案的讨论持续了很久，那应该是我走入法学课堂前接触的第一堂案例教学课。作为普通围观者，我原以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这一真理性认识却在各方的讨论中变得越发模糊，是非对错竟然没有了标准答案。八年后，我又“遇到”了张扣扣案。我来自陕西汉中，案发现场就在我外婆家的隔壁镇，过年回老家满大街都贴满了张扣扣的通缉令，他自然也成为了那年各家团圆饭桌上热议的话题，我也不免被亲戚追问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经过几年的专业训练和司法实践，此时的我已经不敢再像八年前那样轻易给出我认为绝对正确的答案。于是，当我邂逅这本书时，便毫不犹豫将它收入囊中。

　　而最戳中我的，是书中对于“难案”的解读，让我学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案头的那些看似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案。书中说，所谓的难案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知识产权或企业兼并案，而是这类简单但难办的民事或刑事案件。

　　在一个看似简单的虐童案中，苏力老师看到了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不得已”。本案的受害人是养子，被告人是养母，孩子的亲生母亲和养母是表姐妹。养母因为孩子犯错出手教训导致孩子受伤，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作为母亲，我对“虐童”一词格外敏感，但这个特殊的“虐童案”却让我五味杂陈。尤其是书中描述到养母走出监狱，受害人哭喊“妈妈”，孩子生母跪倒在地哭称“对不起”，三人相拥痛哭……那一刻，我真不知道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这对母子该如何自处。作为母亲，我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孩子犯错就该受到惩罚；作为法官，我懂得，即便是父母的惩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但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却既不能让作为家长的我信服，也很难让作为同行的我认同。尤其是当司法机关为了避免过于牵强无法满足“虐待罪”的构成要件而采用了“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时，我无法理解我们的同行为什么无视孩子的需要，无视生母多次出具的谅解书，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把一个母亲推进监狱。感谢苏力老师的敏锐，他对案件背景的梳理，让我理解了办理该案的同行们有着那么多难以向外人言说的“不得已”。

　　其实，无论虐待还是故意伤害，从司法技术层面来讲，该案都不算是难案，但却因为各种外部因素的参与变成了“难案”。

　　记得刚工作没多久时，双方当事人同时为院里的一位老同志送来锦旗。具体案情记不清了，但肯定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难案”。当时我很难理解这种小案子怎么能同时赢得双方当事人的锦旗。但随着审判阅历的增加，我愈发觉得几乎所有案件很难说是维护某一方权利那么简单，“一案双锦旗”只能成为默默努力的目标放在心里。因为存在权利冲突，就不可能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赢”局面，最后判决的真正意义大概率只是在各种权利的撕扯中找到一个平衡的临界点。

　　最近一段时间，让我觉得最难的案件应该就是“职业打假人”系列案了。网购的普及和在线审理的便捷使得“职业打假人”成为互联网法庭的重灾区。惩罚性条款的设立是立法者为“舌尖上的安全”筑起的屏障，但用它来规训真实生活的饱满与复杂时，这一良好初衷却成为了职业打假人牟利的利器。从暗熟各类食品标准、医典药籍到开办专业检验机构，一系列的“经营之道”令我瞠目结舌。在与他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很难像对待其他案件那样严格遵循三段论的逻辑进行思考，而是谢绝现有法条和规则的指引，选择以结果为导向作出裁决。这样可能是超越职权的，我心里也没底，这就是我的“不得已”，但我确实无法作出一份违心的判决。

　　目前，我判决的“职业打假人”的案件有被维持的，也有被发改的。其实，案件被发改不是什么好事，不过苏力老师从另一角度让我觉得，我们一审法官办一点“错案”也不全是坏事。

　　广州小伙许霆利用ATM机故障取出17万元，广州中院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被发重审后，广州中院又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同一法院，两次判决，从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如此差异巨大的判决结果，一审法官错了吗？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因为迥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变成了“难案”。苏力老师认为，一审法官在法条主义层面并没有错，一审判决为重审法官“趟了雷”，只有一审首先趟了雷，第二次判决才能保证其他法官获得足够的信息反馈，使社会的司法共识和法院的裁判达成理念上的契合。虽然，法官并不是要一味地迎合民意，但从民意中不断吸纳相关信息有助于我们作出更合理的判断。

　　作为互联网法庭的法官，我们所“趟的雷”还包括AI换脸、社交账号买卖的居间服务、网络主播行为规制这种空白领域内的难案。因为新，我们只好继续“趟雷”，趟了这些雷，过了这条河，也就有了互联网法庭对这些新型难案裁判规则的树立。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们往往承受了更多更直接的社会压力，我们更想平衡双方当事人诉求。那些看似简单的“难案”，往往需要我们以最严格的法条主义去“趟雷”，并通过这种尝试测试民意的方向，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推动司法权威的树立。

　　合上这本《是非与曲直》，我感谢一位法学前辈对法官应有的崇法精神、智慧头脑、矜谨情怀作出的解读。即便每日如流水线般周而复始地排期开庭，我依旧可以书写别人的岁月静好；即便经常遭遇鸡飞狗跳的互撕大戏，我依旧乐于享受法律思辨带来的精神愉悦；即便每日被那未结案数所鞭笞，我依旧欣喜于用它见证自己的坚强。我的法庭虽尚显年轻，但潜力无限，虽些许稚嫩，但成绩斐然，它正朝气蓬勃地在兴隆湖畔肆意成长，它正生机勃勃地在虚拟世界开出繁花，而有幸，我身在其中，而有幸，我在这里执着于那份作为法官的坚定。

　　（作者单位：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